碧水东流楚天舒——长江大保护的湖北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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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水东流楚天舒

  ——长江大保护的湖北实践

长江三峡西陵峡段 新华社发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绿道 新华社发

  【中华环保世纪行】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万里长江从青藏高原奔腾而下,穿过巴蜀,越过三峡,送走两岸的重峦叠嶂,迎来开阔的荆楚大地,让人有一种开怀与畅快之感。

  有着“千湖之省”称号的湖北,是长江干线流经最长的省份,省内长江干流全长1061公里,再加上如同毛细血管和细胞的支流与湖泊,构成一个长江大生态。长江大保护,湖北重任在肩。日前,记者随全国人大“中华环保世纪行”采访组走进湖北,探访他们在长江大保护中的努力和实践。

  科技助力生态

  康玉辉把“森林”种在了水下。鱼儿从“森林”穿过,仿佛岸上的鸟儿飞过枝头。

  七月的一个夏日,烈日当空,阳光照进武汉的东湖,鱼儿在水中有如“空游无所依”,水下世界一览无遗。阳光也照在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生态修复首席专家康玉辉博士身上,使这位长期在野外工作的中年汉子看起来更黑了。

  长江流域湖泊众多,如同“大珠小珠落玉盘”,在长江水系的串联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与长江流域大多数湖泊一样,武汉东湖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也曾遭遇污染困境,水质一度恶化为劣Ⅴ类。康玉辉的愿望是让水华与恶臭彻底消失,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美景。

  全面进行外源截污是必需的,但还不够。湖泊生态修复是一门科学,需要科学的手段。康玉辉的做法是重建水生植被,调控鱼类群落结构。种植什么植物,投放什么鱼类,种多少投多少,都需要考虑,健康湖泊需要一个健康的生物系统。

  对东湖进行生态调查和研究后,康玉辉选择了苦草、黑藻、马来眼子菜等八种水生植物。据他介绍,这些水生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可以吸收和降解水体中污染物,并为水生动物搭建栖息地。他还通过科学配比和“生物操纵”技术,调控鱼类等水下动物的群落结构,防止水生植物过度生长,维持湖泊生态系统长期健康,提高水体自净能力。

  如今的东湖,成了周边居民的“掌上明珠”。湖泊水质整体达到Ⅲ类,部分达到Ⅱ类。湖水清澈见底,水下“森林”密布,小鱼小虾嬉戏其间。

  从武汉溯江而上,到达“浪打浪”的洪湖,科学同样在生态修复中发挥着作用。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与中国科学院水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等合作,借助遥感、无人机、多功能水质检测仪等手段,对洪湖水质、水生动植物等进行监测,记录水生植动被分布、演替规律,分析水质时空变化原因。

  从洪湖再溯江而上,到达宜昌的兴发集团新材料产业园。这个“化工围江”之地,曾经厂房林立,如今杨柳依依。“之前一直很纠结拆不拆,拆了后怎么发展。”兴发集团董事长李国璋告诉记者,关停沿江化工装置后,他们盯上了用于芯片制造的微电子新材料,成功开发了好几款新产品,不仅为芯片国产化提供配套,还出口日韩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污染落后的产能,被高技术所替代。

  放眼长江,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荆州在采砂工程船舶上安装GPS定位装置,监管现场加装红外夜视仪,对破坏长江、违法采砂等行为实施全天候无盲区监控;湖北交通部门通过遥感卫星图像,对长江沿岸码头进行监测分析,发现有细微变化及时调查核实,让非法码头无处遁形。2016年以来,湖北长江干线共取缔各类码头1211个,清退岸线长度149.8公里。

  “码头要更多给长江留白。”湖北省交通运输厅港航局局长王阳红说。

  良法促进善治

  毕家培的工作越来越轻松了,这位在黄柏河打捞垃圾的六旬老人发现垃圾越来越少了。

  长江水系发达,大小支流数以千计。黄柏河是长江的一级支流,在宜昌注入长江,是当地百姓的重要水源地。

  作为宜昌市夷陵区黄柏河清漂队队长,毕家培以前的工作可不轻松。2006年,黄柏河水葫芦泛滥,毕家培和队员们平均每天要打捞70余吨垃圾等漂浮物。“决不让垃圾进入长江!”这是毕家培的誓言。

  宜昌市黄柏河流域水资源保护综合执法支队支队长洪钧对黄柏河的记忆则是“牛奶河”。

  黄柏河流域内有亚洲最大的单体磷矿矿床,磷矿开采企业集聚,矿山废水直排黄柏河,随之污染长江。治污必先治矿。如何让企业主动参与生态保护?宜昌想了一个办法——水质“约法”。

  2017年有了地方立法权后,宜昌制定了《宜昌市黄柏河流域保护条例》。在这个顶层设计里,存在一个内在的激励机制,即矿产资源的开采指标与水质达标情况挂钩,倒逼企业排放提标升级。

  “矿的开采量决定了企业的经济效益,所以他们会有极大的动力来关心流域水质是否达标,一旦不能达标压缩其开矿指标。”宜昌市夷陵区委书记王玺玮解释。此外,宜昌还出台《黄柏河东支流域生态补偿方案(试行)》,在黄柏河流域探索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水质达标情况与生态补偿资金相挂钩,倒逼化工企业打造绿色矿山。

  有了立法,执法也在改善。经湖北省政府授权,黄柏河流域水资源保护综合执法机构集中行使水利、环保、农业、渔业、海事等行政职能。“不仅避免了多头执法、多层执法过程中的权能交叉、职责不清问题,而且改变了以往执法能力分散、监管力量不足的现状。”洪钧说。

  与宜昌一样,湖北各地在长江大保护中都拿起了法律武器。武汉市出台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条例,是全国首部基本生态控制线保护地方立法;恩施州与湖南省湘西州等地就酉水河保护进行联合立法,是全国首次探索以协作立法的方式促进跨省级区域河流保护……

  “长江大保护需要有法可依。”李国璋希望通过立法加强长江水质、土壤、大气、森林等不同方面保护的协同,解决管理碎片化问题,并完善长江生态补偿机制,加大补偿力度。

  目前,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正在对该省涉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法规进行梳理,抓紧启动《湖北省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立法工作,力争在未来三年基本形成较为完备的湖北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法规体系。

  自觉催生改变

  张圣元泛舟湖上,穿梭于荷田,寻找各种鸟儿。如今,他不再是“捕鸟大王”,而是一名护鸟人。

  20世纪90年代,洪湖大量“围网养殖”,不见“浪打浪”,只见“竿连竿”。数不尽的竹竿和围网让洪湖成了“竹林湖”,湖水臭不可闻。随着水质变坏,原本丰富的鱼类逐渐减少。在洪湖边长大的张圣元起初以捕鱼为生,鱼没了就开始捕鸟。熟悉水鸟习性的他,每次捕鸟都满载而归。

  不过,这位“捕鸟大王”也会感到矛盾,时常想起小时候洪湖那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美。“水臭了,鱼没了,鸟也没了,子孙后代怎么办?”这种自我反思,与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的教育相碰撞,使张圣元决定从破坏走向保护。于是,他成了保护区的一名巡护协管员,每天划着小船在湖上巡视,观察并记录各种鸟类的种群数量和迁徙动态,搜索像昔日自己那样的偷猎者。

  更多渔民开始转变,拆除洪湖上的围网,接受技能培训后被推荐就业,告别“靠湖吃湖”。如今,洪湖核心区域水质达到Ⅲ类,野生荷花和菱角恢复近10万亩。张圣元发现洪湖的鸟类明显在增多,多年未见过的小天鹅又能看到了,紫水鸡、青头潜鸭、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也重返洪湖。

  与张圣元一样,宜昌居民李年邦也主动作出了改变。这位曾经的美发师变身“长江美容师”,在长江江滩捡垃圾,拂去母亲河脸上的“污渍”。他还发起成立“三峡蚁工”生态环保志愿者协会,带动更多人给长江“美容”。一场捡垃圾行动,通常四五百人参加,最多的一场有两千人。

  这种生态自觉,还在孩子心里生根发芽。在宜昌中小学,每年新春开学第一课,讲课人是学生,讲课内容是如何践行生态保护。宜昌市相关部门还编写了《生态小公民》系列读本,在中小学开设生态课程。课程注重实践体验,引导学生制订个人生态成长计划和集体生态公约,从身边做起,自觉践行生态理念。

  这些觉醒的孩子们有着主人翁的担当。他们或者自编创作“环保十指口诀”,在校园和社区“小手拉大手”,让大人参与环保;或者去巡河,取水到环保部门检测,回学校和家里“发布”检测数据,让所有人关心生态。

  “环保就是一种实践。”宜昌市夷陵区实验初中学生代陈兰惠对长江大保护、对生态环保的认识,从一种自觉内化为一种习惯。她说自己去长江边捡垃圾、去社区宣传环保知识时,感到十分骄傲。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在这种骄傲里,长江大保护在荆楚大地稳步推进,让母亲河充满生机和活力,让湖北的天地更加广阔。

  (本报记者 陈海波 夏静)